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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循“以变而在”之律

发布时间:2020-01-20 06:11    浏览次数 :

《天论》中有言: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吉,应之以乱则凶”。此处讲的“常”,就是客观规律,意即如能顺应规律治理国家和社会,其结果必然是好的。有人把中国文化的特点概括为“以变而在”,也是这个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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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的品质和社会风气并不是人的本性造成的,也不是从来就有的,而是统治者引导的结果。统治者的引导会形成一种势,势一旦形成就难以抗拒。

一个国家的治理如此,一个人做事也是这样。然而,很多人并不能顺应潮流、遵循规律办事,不善于适应新的环境、新的变化,而是局限于老经验、老办法,不知道随机应变、因势利导,到头来事倍功半,甚至酿成大错。比如刻舟求剑、循表夜涉,再比如闭门造车、墨守成规,最终都沦为了千古笑柄。

文|陈来 题|《周易》中的变革思想

  所以明君在位时,是太平盛世,坏人也不敢做坏事。暴君当政时,好人也会变坏。社会风气也是如此。古语说:“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。”还有一句古语是:“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死。”可见统治者的榜样对社会风气的重大影响。

《苻子》里有一个郑人,避暑于一棵大树下,太阳运行,树影也跟着移动,于是“徙衽以从阴”。到了晚上,又把席子移回树下。随着月下树影的移动,又像白天一样,“复徙衽以从阴”,结果“患露之濡于身”,而且“其阴逾去,而其身逾湿”。文末由是感慨:是巧于用昼而拙于用夕矣。白天的树荫可以避暑,晚上则会降下雨露,不知其变,沾湿衣裳也就在所难免。

长久以来,有一种观点,认为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,而农业文明是保守的、安于现状、抗拒变革的。也有人认为,儒家思想是保守的,是反对变革的,这一主张甚至在45年前的“文革”后期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观念基础。这些观点在今天也仍然被一些人所秉持着。

  【经文】

这不禁让人想起《明皇杂录》里的一个故事:唐玄宗曾下令养过一批能配合音乐跳舞的马,安史之乱后,其中几匹舞马流入田承嗣的军队里。不料,一日音乐声大起,这几匹马就自然而然地舞动起来了。这可吓坏了饲马者,以为马疯了,就用鞭抽打。这些舞马按照惯例,以为被打是因为跳得不好,于是就更加疯狂地舞起来。田承嗣知道后,下令狠命鞭打,最后这几匹马活活地累死了。

《周易》号称群经之首,在六经中最富有普遍理论的意义,也是中华文明最为古老的经典体系。易学是研究《易经》的学问,是汉代以后中国经学绵延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,也是儒学的重要部分。“易”的基本意义就是变易,《易经》的基本思想就是整个世界处于永恒的变易之中,而人必须顺应这个永久变易的世界,建立起变易的世界观。所以,展示《易经》中的变易思想,我们就很容易看清上面所说的两种观点是错误的。

  [百六之运,推迁改移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君子小人无贤不肖,至人无可奈何。知其不由智力也。]

这几匹马可悲,而《伊索寓言》里的驴子则有点可笑。一头驴子先是驮盐过河,不慎跌到水里,站起来时发现背上的重量大为减轻,很是高兴,以为学到了本领。下次驮的是棉花,驴子又故伎重演,这次却被吸了水的棉花压了个半死。这也告诫人们,凡事不能受经验主义的束缚,要因时因地因物而宜,否则就会闹出笑话甚至酿成悲剧。

中华文明中自古就有源远流长的变革思想,也正是这种思想支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。

  【译文】

跳舞的马和驮盐的驴可悲可笑,但这样的行为并不鲜见。《精选雅笑》里有一个山中人到了水乡,于树下闲坐,见地上有一个菱角,拾而食之,非常甘甜,“遂扳树逐枝摇看。既久,无所见”,非常诧异地说:“如此大树,难道只生得一个?”有人告知菱角长在水中,其人不信,仍然望着树梢沉吟,不得其解。果实大多长在树上,但不是全部。不跳出经验的圈子,山里人永远也想不明白。

《周易》的变易思想,在理论上的表述集中体现在《易传》,尤其是《系辞传》。《易传》的表述语言有二重性,一方面具有解说卜筮原理的意义,另一方面则具有对宇宙普遍原理叙述的意义。由于本文不讨论卜筮的问题,所以《易传》本文中关联卜筮的一面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。我们只关注《易传》作为哲学文本的意义。

  [天下大事,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迁流逝,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,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。谁是君子小人?何为贤惠愚妄?都没个定准,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没办法的事情。由此可知,一个人的好坏,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力。]

古印度格言讲:“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子,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。”时移事易,变则通,不变则亡。如果我们不识变、不应变、不求变,就可能陷入被动。《论语·为政》载孔子语: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,可知也。”孔子在这里把夏、商、周三代变化的特点总结为两条:一是“因”,就是继承;二是“损益”,就是变革。继承中创新,社会就前进。但后来很多时期,由于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、因循守旧,畏惧变革、抱残守缺,将整个国家推向衰落不堪的境地。

一、唯变所适

  【经文】

纵观历史,天下潮流,浩浩荡荡,顺势者昌,逆势者亡。恩格斯说:“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,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。”梁启超则言:“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纪,而生于第十世纪,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。”这恰恰说明,时势造英雄,英雄也造时势,正所谓“英雄之能事,以用时势为起点,以造时势为究竟”。为什么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能够振臂一呼、应者云集,就在于他们能够把握趋势、掌握形势,超前识变、主动求变,因势而动、顺势而为,最终得以创造辉煌、开创伟业。

我们先来看《系辞传》的首章叙述:

  夫天下有君子焉,有小人焉,有礼让焉。此数事者,未必其性也,未必其行也,皆势运之耳。何以言之?《文子》曰:“夫人有余则让,不足则争。

“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,难矣!”新中国70年来的奋斗历程充分证明,顺应趋势、因势而谋,才能谋定后动、抢占先机;因势利导、乘势而上,才能抓住机遇、成就大业。形势在变、任务在变、工作要求也在变,我们只有坚持因时为法、随事而制,变中求新、变中求进、变中突破,才能踏准时代节拍、跟上时代变化,将“变革中国”的故事书写得更加精彩。

动静有常,刚柔断矣。方以类聚,物以群分,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,变化见矣。是故刚柔相摩,八卦相荡。鼓之以雷霆,润之以风雨;日月运行,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,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,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,坤以简能。易则易知,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,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,有功则可大。可久则贤人之德,可大则贤人之业。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。(《系辞传上》第一章)

  让则礼义生,争则暴乱起。物多则欲省,求赡则争止。”[议曰:《管子》云:

《易传》特别重视宇宙中各种对立面要素的分化和互相作用,如动静、刚柔、天地、乾坤,认为它们作为宇宙世界的基本要素,其相互作用决定并丰富了宇宙的运动和变化。对立面的分化造成了丰富的世界万象,造成了变化的可能,而对立面的相摩相荡促进了变化的深刻展开。这就是“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,变化见矣”,而“变化”两字就是这段叙述中的关键词。

  “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此有余则让者也。《汉书》曰;“韩信为布衣时,贫无行,不得推择为吏。及在汉中,肖何言于高祖曰:“韩信者,国士无双。”

来看《系辞传》的第二章:

  此不足则争者也。故傅子曰:“夫授夷、叔以事而薄其禄,父母饿于前,妻子馁于后,能有志不移者鲜矣。”]

圣人设卦观象,系辞焉而明吉凶,刚柔相推而生变化。是故吉凶者,失得之象也。悔吝者,忧虞之象也。变化者,进退之象也。刚柔者,昼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动,三极之道也。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, 《易》之序也。所乐而玩者,爻之辞也。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,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是以自天祜之,吉无不利。(《系辞传上》第二章)

  《淮南子》曰:“游者不能拯溺,手足有所争急也,灼者不能救火,身体有所痛也。林中不卖薪,湖上不鬻鱼者,有所余也。”故世治则小人守正,利不能诱也。世乱则君子为奸,而刑不能禁也。[慎子曰:“桀、纣之有天下也,四海之内皆乱。关龙篷、王子比干不与焉,而谓之皆乱,其乱者众也。

圣人不仅深刻观察了宇宙世界的万象及其关联作用,而且主动地设计出易卦的体系,用以“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”为基本特征的易卦体系,来推演世界的变化吉凶,以求得人要达到的结果。换言之,古代哲人积极地运用人为的变化体系模型即《周易》卦象体系,模拟世界的变化,以谋求理解、把握世界的变化及其结果。这种积极应变的思维,与文明的产业基础(农业)没有必然关系,体现的是人类主观能动性不断成熟发展,谋求掌握世界变化的方向趋势,趋利避害,求得最好的结果。这种不回避变化,不预期世界静止不变,反而积极主动去了解变化的心态,决不是一种保守的心态。

  尧舜之有天下也,四海之内皆治,而丹朱、商均不与焉,而谓之皆治,其治者众也。]故《庄子》曰:“当尧、舜而天下无穷人,非智行也。当桀、纣而天下无通人,非智失也。时势适然。”《新语》曰:“近河之地湿,近山之木长者,以类相及也。四渎东流而百川无西行者,小象大而少从多也。”

《系辞传》下面又说:

  是知世之君子,未必君子。[议曰:匡衡云:“礼恭让则人不争,好仁乐施则下不暴。尚义高节则人兴行,宽柔惠和则众相爱。此四者,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。”由是言之,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矣。]世之小人,未必小人。

《易》与天地准,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仰以观于天文,俯以察于地理,是故知幽明之故;原始反终,故知死生之说;精气为物,游魂为变,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与天地相似,故不违;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,故不过;旁行而不流,乐天知命,故不忧;安土敦乎仁,故能爱。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,曲成万物而不遗,通乎昼夜之道而知,故神无方而易无体。(《系辞传上》第四章)

  [议曰:《尚书》云:“殷网弗小 大,好草窃奸究。卿士师师,非度网获。” 此言殷之季世,卿士君子并非法,无得其中,皆从上化耳。故知世之小人,未必小人。]世之礼让,未必礼让。[议曰:《左传》云:“范宣子好让,其下皆让,栾厌为汰,弗敢违也,晋国以平,数世赖之,刑善也。”夫周之兴也,其诗曰:“仪刑文王,万邦作孚。”刑善也。及其衰也,其诗曰:“大夫不均,我从事独贤。”言不让也。由此言之,夫栾厌之让势运之耳。故知世之礼让,未必礼让也。]夫势运者,不可不察。[议曰:政论云:虽有素富骨清者,不能百一,不可为天下通变。故知天下君子小人本无定质,尽随势运者多矣。]

在《易传》看来,《周易》的作者要彻底了解天地的幽明、世人的死生、宇宙的始终、鬼神的情状,要囊括事物的万变,促成事物的发展,这种心态也决不是保守的心态,而是积极把握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宏大胸怀。所谓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,这里的易不仅仅指易卦自身,而是指宇宙变化的全体;无方无体,是指世界的变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是无限动态的。

  【译文】

这就提出了关于“易道”的问题。所谓易道就是指《易》之道,也是指整个天地之道,强调变易是宇宙的普遍原理和法则:

 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,有品格卑下的小人,也有推崇互相谦让之风的时候。但上述情况,未必出于人的本性,或出于事所当然,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《文子》上说:“人们富余时才会退让,而不足时便会争斗。退让就产生了礼义,争斗就会发生暴乱。财富多了欲望就减少,获取的多了争斗就会停止下来。[《管子》上说:“衣食丰足之后,才会有荣辱的观念产生。”这是说有余就会退让。《汉书》上说:“韩信是普通人的时候,贫困潦倒,品行不正,不能被推举为官。待到在汉中投奔刘邦,肖何向刘邦推荐他说:“韩信是国家难得的人才,天下没有能比得上他的。”这是由于他是普通人时,衣食不足啊!所以傅玄说:“假如给伯夷、伯齐一个小官职,只发给他不多的俸禄,开始是父母挨饿,接着是老婆孩子吃不饱饭,不改变其节操的可能性就会很少了。”]

《易》之为书也不可远,为道也屡迁。变动不居,周流六虚,上下无常,刚柔相易,不可为典要,唯变所适。(《系辞传下》八章) 《易》之为书也,广大悉备。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两之,故六。六者,非它也,三才之道也。道有变动,故日爻。爻有等,故日物。物相杂,故日文。文不当,故吉凶生焉。(《系辞传下》第十章)

  《淮南子》上说:“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里的人,由于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来救别人。在火灾中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,因为他自己的烧伤疼得厉害。在树林子中没有卖木柴的,在湖上没有卖鱼的,因为没有人缺少这种东西。”所以太平盛世,道德卑下的小人也会奉公守法,不义之财也诱惑不了他。但在世道混乱的时候,品格高尚的君子也会干坏事,法律也禁止不住他。[慎到说:“夏桀、商纣当天子的时候,天下一片混乱。关龙逢,王子比干虽然是贤者,但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,就是因为作乱的人多啊。

道始终在流转变迁,从不把自己固定于一个固定处所,一切事物相互变易。变动不居是说不断地变化,不可为典要是说没有一定之规。变化才是整个世界唯一的原理。天道即易道的总体,分而言之,可以三才之道来说明,即天道、地道、人道;狭义的天道讲阴与阳,地道则讲柔与刚,人道专讲仁与义。但易道总而言之,只是一个变化之道,所以说“道有变动”。

  唐尧、虞舜当天子的时候,天下太平,虽然丹朱、商均作乱,但人们还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,就是因为守法的人多啊。]所以《庄子》说:“在尧、舜的时代,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,并不是因为人都聪明。在桀、纣的时代,天下没有显达的人,并不是因为人都愚笨了。这都是形势造成的。”《新语》说:


  “靠近河边的土地总是湿润的,造近山边的树木,总是长得很高,那是同类互相影响的原因。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古称四读,都是向东流入大海的,所以众多的小河也没有向西流的,这是小河仿效大河,水少的追随水多的原因啊。”

二、观察变化

  因此可知,世上的君子,未必本质上就是君子。[匡衡曾经说过:“英明的君主恭敬谦让,百姓也就不互相争斗了;君主好仁德礼乐,下民也就不会凶暴;君主推崇道义节操,百姓也会按道义节操行事;君主宽厚慈爱,百姓也会互相关心爱护。有这四种原因,所以有道之君不靠严刑峻法也能化导天下,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。”由此说来,社会的君子,是明主化导的结果。]

《说卦传》一开始就明确提出“观变”的观念:

  世上的小人,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。[《尚书》上说:“殷商的法律并不可通融,然而社会风气却极坏,草野盗贼成群,朝廷内外,大夫互相勾结,狼狈为奸,上行下效,法律却治不了。”这是说商朝的末世,大夫们都干非法的事,没有遵纪守法的,这也都是君主化导的结果,因此可以明白,世上的小人,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。]世上的礼让,也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。[《左传》上说:“晋国的范宣子执政,他好礼让,大夫们也都好礼让。栾厌虽然横暴,也不敢违抗这种礼让之风,因而晋国安定,几代人都仰仗范宣子树立起来的民风,安定地生活。这是榜样好啊。”在周朝开始兴盛的时候,那时的诗中唱道:“以文王为榜样,众多国家也都讲诚信了。”这就是榜样好的缘故。

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,幽赞于神明而生蓍,参天两地而倚数,观变于阴阳而立卦,发挥于刚柔而生爻,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,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(《说卦传》第一章)

  待到周朝衰落时,那时的诗中唱道:“大夫不公平,让我做的事比别人都多。”

变化是世界的原理,也是世界的普遍现象,但是这不等于说人们就能自然地了解变化的普遍性和意义。因此《易传》要求人们要“观变”,即善于观察事物的变化和对立统一,进而了解整个世界与变化的关系,达到穷理尽性的境界。

  这就是说没有谦让了。由此说来,栾厌那样的谦让,是时势造成的。因此,世人的谦让,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。]所以君子也好,小人也好,谦让也好,都是时势造成的。这个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。[《政论》上说:“世上虽然有生来就品质高尚的人,但百里不能挑一,不能做为天下的普遍标准。”

《易传》中既讲“观”,也讲“察”:

  因而可以明白君子、小人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品质,大都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变化而变化的。]

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;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(《贲·彖传》)

  【按语】

观和察的对象就是时变,因为在易传作者看来,变不能脱离时,时总是和变相结合的,时变就是处于一定时空之中的变化,把变化置于一定时空环境中来观察,才能获得对变化的具体了解。《说卦传》又提出:

  势是什么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潮流。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,便能挟裹各种各样的人朝同一方向行进,这是很难抗拒的。人们常说:社会潮流,浩浩荡荡,顺之则昌,逆之则亡。就是这个道理。这种潮流,是如何形成的呢?除个别时候,是由民意形成之外,更多的时候是由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推动起来的,所以权与势总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正因如此,势,或曰潮流就有好有坏,既可使人向善,也可使人向恶。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大跃进,当时的社会潮流是六亿人民齐发烧,大炼钢铁,土高炉遍地开花,放卫星,亩产粮食几十万。当然也有不发烧的个别人,如彭德怀,结果被打成“反党反社会主义野心家”。全民吹牛皮,结果是全民饿肚皮。十年浩动,是又一次由上面推动起来的潮流。语录歌,忠字舞,早请示,晚汇报,掀起一股造神狂潮。有敢于怀疑者,如张志新,不但给送上断头台,而且还割断喉咙。这就是势运。荀子说:“蓬生麻中,不扶而直;白沙在涅,与之俱黑。”就是讲潮流可以改变人。所以权势者在造势时一是要谨慎,否则,势一旦形成,再想力挽狂澜,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。

神也者,妙万物而为言者也。动万物者莫疾乎雷,桡万物者莫疾乎风,燥万物者莫燠乎火,说万物者莫说乎泽,润万物者莫润乎水,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。故水火相逮,雷风不相悖,山泽通气,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。(《说卦传》第六章)

“妙”就是促使事物发生多样的变化。雷是鼓动万物的,风是吹拂万物的,水是润泽万物的,神就是促使事物变化的。所以,事物的变化有其“能变化”的原因,《易传》认为这个原因就是“神”,神的功能就是妙运万物,以成就变化。但这个神不是古代宗教的神灵,而是易传对宇宙变化的内在动力因的一种说法。因此,人们在观变于阴阳、察乎时变的同时,还要深刻理解事物变化的根源,才能根本上提高对于变化的理解。

恒卦的《彖辞》说:

天地之道,恒久而不已也。利有攸往,终则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,四时变化而能久成,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。观其所恒,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!(《恒·彖传》)

恒是稳定之意,但恒不是不变,不是与变化根本对立的,恒是在阴阳四时的推移变化、交相感应中得以形成的。恒也不是一成不变,而是在变化中寻求平衡和稳定。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。这都表现了《易传》的辩证思维。

乾卦《彖辞》以宏大的视野揭示了天道变化流行的全景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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